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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个诗词误区旧瓶装新酒你可能装了酒糟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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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写诗的人可能都曾遇到过这样一个难题:就是想要将当下的新元素写进诗里面去,颇觉费力。很多人提倡“旧瓶装新酒”,用古典诗词的格律,写新的生活、新的时代,这已不是一个新的提法,可是写出来的作品不伦不类,味同嚼蜡,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。那么问题具体出在哪里?“旧瓶装新酒”当真那么困难吗?有没有成功的作品可以借鉴呢?是什么阻碍了优质诗歌的创作?季羡林曾发出世纪之问:为什么中国现在出不了大师?换成诗歌的创作,可能就要问:为什么我们的诗歌越写越差?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:一、语言环境的变化还没适应过来;现代汉语的尴尬,这里指的是普通话和文言文的转变。从清末开始,白话文就逐渐成了我们说话的主要语言载体,建国以来,普通话的普及更是统一了全国语言文字及读音,语言环境从古代的文言文转变成了现在的汉语。站在诗歌的角度来说,古时候人们写诗,一个字就是一个词,而现在是两个字、三个字、四个字,甚至七八个字组成一个词的情形比比皆是,多音节词替换了单音节词,语言环境不一样,写起诗来自然不像。适应语言环境需要一个过程。现在就下定论说现代汉语写不出好诗,可能为时过早了。中国的汉字是一直变化的,从仓颉造字开始,汉字由几十个增加到近一万个,每一次变化都让人们适应了许久。相应地,诗歌从一开始的两个字一句,变化到五字一句,七字一句,再到长短句相间,每一次变化也都经历过适应期。现在大家不适应普通话写诗,就像秦朝时候,大家不适应秦始皇统一文字一样。二、基础教育的缺失。这里主要是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。诗词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,但是古人写诗之前,所学习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在诗歌方面,主要是四书五经,就是说古人的诗歌底蕴基本来自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诗经》《易经》等,经史子集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素材,所以无论是否用典,那种古典美学都充斥在作品里面。但是今天的教育主攻科学技术,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平时的节假日习俗之中,语、数、外、史、地、生、物、化基本脱离传统,基本的启蒙教育也与古代千差万别,《文字学》《音韵学》《训诂学》这些学问在古代只是启蒙教育内容,但是今天的教育缺失,使得这样的学科高深莫测,而研究的人士因为缺乏基本认知,往往穷其一生都不一定可以学透。教育的缺失是一方面,诗人自身不愿意学习文化知识又是另一方面。知识的积累包括方方面面,最基本的就是文字积累,我们说诗人应多识草木之名,你随便看一看窗外的景物,那些花花草草有几个能叫出名字来?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似乎分属不同领域,着实很难找到其共同的交叉点,唯有古代汉语研究方向的专业,才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。古今诗人的认知范围与程度有着很大的鸿沟,导致现在的诗人作诗,多半停留在肤浅层面,远达不到古人的高度。三、价值观发生偏移。以前的价值观:求真求美求善。在古代,家国天下的思想普遍根植于读书人心中,对于假丑恶人们鞭策,对于真善美人们赞扬,所以仁义礼智信得以践行千年之久。五千年来的中国诗歌,散发着儒家的中庸之道,道家的道法自然,佛家的禅味。再看现在的价值观:金钱、金钱、还是金钱。金钱的魔力似乎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思想之中,这个时代,没有钱“万万不能”,生活成本之高,超出古代千倍万倍。在以前,陶渊明可以撒手走人,去种地就算颗粒无收也能活下去,今天你试试。莫说生活成本、教育成本了,就是生病也是病不起的,你某天看破生命,想要一走了之,也是一大困难,绝不是两眼睛轻轻一闭那么简单。所以并不怪诗人,怪就怪生在这个时代吧。旧瓶装新酒?你可能装了酒糟。好在古典诗词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基本的“公式”,无论文言文,还是白话文,大家都基本可以遵守押韵、平仄、对仗等基本格律共识,这是其一。在诗歌创作的时候,我们也知道,不以多音节词入诗,或者少写多音节词,诗味会好得多,这是其二。所以,文言文与白话文总算有交叉共识之处。可是,倘若酒不好喝,旧瓶装了新酒,也是劣质的酒,没有多少价值。诗歌也是一样,我们一直强调诗词的创作规范,但就算是符合平仄、押韵、对仗要求,作品乏味的仍然是乏味的,低质的仍然是低质的。这里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,“旧瓶装新酒”这种方式并非不可取,关键在于装下的新酒还有没有那种味道。是更加香醇了?还是索然寡味了?很多人将新元素放进诗歌中,以为有了“旧瓶”的保障,新酒也会有价值,殊不知这是舍本逐末。一首诗好不好,除了形式之外,还要注重内涵,这意味着思想感情、知识积累、语言运用能力等才是一首诗的重头戏。我们平时所见到的,试图融入诗词中的新元素比比皆是,比如:台灯、天花板、高铁、红绿灯、玻璃、沥青路、十字路口、路灯、平方、音响、平等、自由、地球等等,好多词拆分开来意义就不完整,可是放进诗歌之中总感觉怪怪的。这种探索从新诗诞生之时便开始了,新文化运动时期,提倡新诗的新文化阵营之外,另有一个坚守传统文化的“学衡派”坚持传统诗词,他们之中就有人探索着用诗词的“瓶子”来装新鲜的认知世界,而在这之前的黄遵宪也用这种方法作诗,被梁启超称之为“诗歌界革命”。他们探索“以新材料入旧格律”的方法,其所言“新材料”包括中外“包罗万象的题材,不仅仅是西方的思想学说,而是古人诗中未曾写过的新事物,也包括中国古代没有,从域外传来的现代观念”。“学衡派”主要干将吴宓有一组《欧游杂诗》,用了很多新词,如“面包”“工作”“铁路”“公园”“手表”“莫斯科”“照相馆”“失业”“大学“”专科“等,可以想见,这样的现代词语写进诗中能有多俗,相信大家也见过不少。诗歌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艺术,在短短数十字之内要达到最好的效果,自然是惜字如金,每个字都必须精心考量。白话文的多音节词特点打破了诗词的这种属性,暴露了现代汉语作诗的局限性,语境不一样,想要“旧瓶装新酒”,不料却装了“酒糟”,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。学习诗词创作,了解格律知识,可以参考这套课程。一起学诗、写诗、聊诗~诗词这样写,让人耳目一新我们把很多写进诗中的新材料称之为“酒糟”,并非是否定新材料入诗的可能性,只是在确定一件实事:写进诗中的新材料并未经过精心提炼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酿酒技术中,真正的精华部分,是经过提炼的汩汩流动的酒水,剩下来的酒糟虽然闻起来也有酒的味道,但却是两个不同的物质。写诗也是一样的,新材料入诗,往往缺乏提炼,我如果是一份新材料,也会有种被强迫入诗的感觉。一是没有提炼,成不了诗家语。诗家语是有韵味,有意境,给人回味的语言,古人所用单音节词写诗时尚且不断炼字炼意,他们在诗的语言的提炼上花费的功夫可谓不余遗力,到了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的地步,而今天的人写诗,改都不改就直接贴到网络上,孰优孰劣就不用说了。对新材料的提炼听起来有些抽象,但实际上是有可操作性的。因为有些新材料,虽然是多音节词,但是能够代替的单音节词也还是有,只要将这些单音节词放在一起进行挑选,总有一个符合表达的要求。甚至于只留下该词中的一个字,很多情况下也是可行的。比如“河水”一词,“河”与“水”两个字虽然有所区别,但是若放进一首写河水的诗中,仅留下“河”或”水“大家都可以明白,这个时候能够精简的最好就精简了。像”椅子“这种就更好精简了,直接留下”椅“字即可,”栏杆“也是,直接留下”栏“即可。做到了新材料的精简,就有了炼字的可能性,相信一首诗也会精炼得多。(研究传统文化,提高国学水平,这套书可能适合你。《国学备览》精选了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名著81部,按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编排,涉及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地理、科技、蒙学等,既有《大学》、《心经》等短篇名著,也有《史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宏章巨制。)二是有些词语用不着拆分,但是没有安放到合适的位置。现在有很多词语拆分开来完全是两种意义,这样的词就无法拆分,比如“自由”“平方”等等,但是没有放到合适的位置,一样会很别扭,弄不好就成了打油诗或“老干体”了。反面的例子多不胜数,试举一例,《中华诗词》曾刊登“刘征青年诗人奖”获得者倪昌盛系列作品,其中一首诗题为《愚人节戏作》,颔联两句为“听听张学友,嚼嚼口香糖”,句中用了“口香糖”这种新材料,但是这与打油诗有啥区别?而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都比这首好一些,可作为正面例子,比如《无意翻出小学时的红领巾,乃为之感作》,内容为:”奈何已做打工民,翻到童年倍感亲。岁月犹容斯物在,人生未许此家贫。想教身上蓝衣服,再配眼前红领巾。当日岂知今日我,不加班便不加薪。“这首诗中的新材料可就多了,”打工“”蓝衣服“”红领巾“”加班“”加薪“,这些新材料读起来就没有违和感。再比如诗人何鹤的《下班路上寄秋》“过尽繁华百余里,通州容我九平方”这两句,“平方”两个字一点也不违和。就以刚提到的吴宓为例,他的《跃进》“中华伦纪家庭破,东亚文明汉字亡”中,新材料尤其乏味,而他的另一首《感事》“嚼字今来不识字,扫盲我老竟成盲”就有味得多。新材料用在合适的语境里面,作用是非常大的,只是这种语境如何创造,怎样才能写成诗家语,确实需要下功夫。当然,要能够达到唐诗宋词那种水准,就差得太远了,远到遥不可及。综上,“旧瓶装新酒”是一个很大的误区,很多人因此走上了“老干体”“打油诗”的路子。但是想要将当下的新材料写到诗里面,写成好诗,也不是不可以办到的,只是传统文化学识的积累、语感的培养、新语言的提炼,需要下很大功夫,在炼字炼意上更要沉得下心来。参考资料:吴宓《吴宓诗话》;刘梦芙《黄遵宪思想与“诗界革命”论衡》;刘梦芙《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》;《中华诗词》年第12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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