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十年代初，我从局工程股调到水利工程队当技术员，与一些老师傅们长年奔波在水利工地，吃住在一起，条件虽然艰苦了些，但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不少人生的信心和乐趣。
铁匠老冯头
有一年，到骆马湖边的民便河上建一座翻水站。工地上有一位铁匠冯师傅，除了新来的小青年，大家都喊他老冯头。
老冯头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偏瘦，黝黑的脸上留着短胡须，人显得精神，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。我的印象中，老冯头的穿戴，一年到头只两身行头。夏天穿一条黑裤白腰的大裤衩，光着脊梁，肩上搭一条退光了毛的灰毛巾。“开炉”时，胸前再挂一条拖地大围裙，防止打铁时火花溅到肉上。这套行头一直穿到深秋。天冷了，光脊梁实在受不住了，他才换另一套行头---一身黑色的“空壳”棉袄棉裤，再戴一顶折了两三道的黑线老头帽。棉裤也是“大腰”的，也是白裤腰，系一条布带子，两腿间坠着一个肥大的裤裆。棉袄是对襟的，不扣扣子，也用一条围巾粗的布带子系着。
老冯头生活很简单，就是爱喝一口。那会儿，工地上没有拌合机，没有振捣器，没有定型模板。支木模用的耙钉多，还有钢筋工的扳手，吊装工的撬棍，拌混凝土的钊钩子，浇捣工的钢钎钢铲等，都是由他一锤一锤打出来的。收工了，天黑了，已精疲力尽的他，回到工棚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装着八五酒（当地八毛五一斤的散酒）的塑料桶从床底下提出来，倒满一白瓷碗，往铺板上一坐，就着上顿吃剩的水煮花生米、咸疙瘩丝，还有两片豆腐干，就开始“滋滋”地喝起来了。这时你再看他，笑眯眯地深抿着嘴，感觉比喝洋酒吃牛排的阔佬还满足。有时连这样的下酒菜也没有了，他就走到运河大堤坡面上的拾边地里，摘几根长短不齐的嫩豆角回来，也能喝得津津有味。工地紧靠骆马湖，吃鱼很方便，又便宜，食堂里烧杂鱼，一份也就几毛钱。别人劝他来份鱼下酒，他会笑着说：“不用，这就很好，有酒就行！”
夏天的骆马湖边，野草茂盛，蚊子多，个头大，叮人厉害。别人都支上蚊帐才能睡，他没有。有人劝他买两丈纱布做顶蚊帐，他说哪有那闲钱。人家说：“你少喝两顿，不就够做一顶蚊帐了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不用！我一大碗酒下肚，倒头就睡，一觉杠到天明，没一个蚊子咬我！”谁信呢？我想，只是过于疲惫又享用了酒精，再没了精力与那些捣蛋虫纠缠罢了。
衡师傅的豆腐锅
衡师傅是水利工程队的老职工。因“资格老”，单位把他当作“管理人员”安排到工地，协助队长做现场管理。冬天，他的工棚里会有一个煤球炉，一张小铁锅。工地上常常赶进度，不能准点吃饭，特别是大冬天，饭菜凉得快。为照顾老同志，队长就给他配个炉子和小锅，便于热热饭菜。他很是感激。有了这个“硬件”设施，就可以进一步改善伙食了。邳州人爱吃的“盐豆咕豆腐”，也是他常吃的拿手好菜。每天早晨，有附近的村民挑着担子来工地卖豆腐，他就每天买一块放在工棚里。工程不太紧张时，他会悠然地炖着“盐豆咕豆腐”：锅里放油，用铲子往周圈荡荡，豆腐切片下锅，两面煎的金黄，再倒进自家带来的鲜盐豆子，撂上葱花姜片，放在煤球炉子上慢慢咕嘟着。自己则斜坐在破办公桌头，一边瞅着锅，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。待到锅里的豆腐被咕嘟软了，能随着冒着红泡的盐豆汁开始颤动时，他就会起身坐到炉子跟前的小凳子上，取出从家里带来的煎饼，捧在左手，右手架着筷子，瞅着满锅跳动着的豆腐，一边咕嘟一边吃。豆腐入口，又热又辣，把嘴唇和舌头忙得连吹带搅古，才能勉强咽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他的脸上头上就开始津津得出汗了。
施工紧张的那段日子，他的“盐豆咕豆腐”可就没有那个滋味了。每次回到工棚，已是饥肠辘辘，饭后还要加班，他就把还盛有上顿吃剩的盐豆咕豆腐的锅，从床底拽出来，端详一眼，豆腐少了再添豆腐，盐豆不足再加盐豆，又把锅放到煤球炉上咕嘟起来了。吃过了，盖上锅盖，又往床底一塞。若工地忙起来，能如此反复多日，他还吃得津津有味。后来，大伙见他就开玩笑的说：衡师傅的豆腐和沛县的狗肉一样——都是带老汤的！
冯队长的“现场定额”
冯师傅在单位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，从五十年代起就参加了大搞水利工程建设，是个老施工队长。他一辈子不喝酒，只抽烟。上边来人检查工作，需要在工地吃饭，他很少赔。即使强拉上桌，他也是不喝酒，吃两筷又坐到旁边抽烟说话了。别看他不是水利工程科班出身，现场工程管理却很有一套。无论任务安排、人员调度、设备材料管理、质量管控等，都能安排得条条是道。
水利工程队原来是事业单位，不是市场化经营，以完成上级安排的水利配套工程为主。那时候，冯师傅已开始摸索试行小段包工。工地上虽然有《水利工程施工定额》，因为施工现场环境难度千差万别，很难统一套用。有一次，他安排小胡那个班转运材料，先干一天看看。小胡是个精灵鬼，爱算计，平时做事不吃亏。他第一天领到任务后，就让班里的人磨洋工，交代大家干慢点，再慢点。心想，冯队长肯定会把第一天干活的效率，作为小段包工的定额依据。一天下来，他找冯队长问怎么包法。冯队长反问他今天转了多少材料？用了多少工？小胡汇报了转运的详细情况，强调如何如何的难运，最后说：“折算下来，一吨用1.1个工。”冯师傅笑了笑，身子往椅子上一仰，不紧不慢地说:“小胡啊，你就别绕了！”接着他把几天前安排试运时的人员配置、工具状况、卸料地点、路况运距，耗用工时等说了一遍，还说：“为了适用，合理，我还专门安排了他们工间休息。这样，转运一吨材料才用0.6个工，你怎能用了1.1工？”我当时在场，从心里佩服这位老师傅的工作精细，简直就是一位定额工程师！是的，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颁布实施，何尝不是先搞试点调研再推广开来？
工地上的“笑星”
马师傅，方正的高个，英俊潇洒。虽然有点口吃，但说话幽默，很爱讲呱。大伙都说他是工地上的笑星，有人称他老马，还有人直接叫他“马季”。那会儿，工地上没有电视，没有报纸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。荒郊野外的夜晚，到处黑漆漆一片。大伙儿吃饱晚饭，没地方可去，就聚在大连铺的工棚里，有躺被窝的，有坐铺沿的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侃大呱。呱有素的，也有荤的，黑夜的工棚里常常爆出轰然的笑声。当然，笑声动静最大的，肯定是老马讲的段子。至今我还记得他侃的一个笑话。他说，某局长到南方出差，进一公厕，迎面见一保洁员向他打招呼：“首长好！”局长得意地点头应着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随后走到小便斗处“放水”。局长昂头挺胸，双手叉腰，一边“放水”一边面壁琢磨：“我不认识他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呢？难道我天生有官相？”正得意间，裤门还没关上，就见那位保洁员手持垃圾钳敲得垃圾桶砰砰响，冲着他吼道：“干什么东西的？进门就提醒你手掌好、手掌好！看！还是尿了一地！！！”
冯队长不喝酒，老马还讲过他的笑话。当年青年西路有酒厂，出产的“运河香醇”酒香味浓，名声在外，作为下脚料的酒糟里还散发出淡淡的酒香味，当地农民喜欢用平板车拉回家喂猪。讲呱开始，老马先清清嗓子，一脸的严肃说：“冯队长曾经出过一次危险。”大伙一听都紧张起来了，支耳想听冯队长遇到过什么危险。他说：“那次，他骑着自行车路过青年西路，正骑着骑着，突然一头栽倒在地，脸色通红，不省人事。”大伙“啊”的一声睁大了眼睛。“路人围过来，又按又捶又掐人中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冯队长才慢慢地苏醒过来。”大伙跟着稍稍松了一口气。“路人问他怎么回事？医院？”大伙都伸长了脖子，想听到底怎么回事。“冯队长摆摆手，又指着掉在地上一块酒糟，醉汉似得喘息道：‘医院，拜托各位，抓紧把那团酒糟踢走！’”大伙听着，愣了一下，接着轰然大笑起来。
工地上的这些师傅们，就是这样，长年累月在水利工地上摸爬滚打。他们没有豪言壮语，大半为了生活，粗食布衣，有时甚至话语粗俗。但却在大地布满血管似的河流堤坝上，建起了一座座桥、涵、闸、站，为将“水害”变“水利”而苦着，累着，有时也哭着，笑着。
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些老师傅们大都不在了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，很想他们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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