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本文来源：河北新闻网」
□李国文
■很羡慕现在有些同行，将“食色性也”的次序颠倒了一下，成了“色食性也”，集中精力写“色”而不写“食”。因此，当代作家的笔下，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，专注地写吃了。
老百姓喜欢美食，比如北京小饭馆的“卤口条”，广东路边档的“烧腊猪脷”，都属于大快朵颐、淋漓酣畅的享受。
虽然，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，吃高档一些的美味佳肴，应该不会有障碍，但是，吃过“鸡舌羹”，吃出刁钻胃口的张居正，要他在前门外小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铺，坐在油脂麻花的桌子板凳上，夹一大筷子“卤口条”塞满嘴，喝那种又辣又呛人的“二锅头”，我想，他会敬谢不敏的。同样，吃过“酒糟鸭信”，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，要他在上九下九哪条小马路的摊档食肆，满嘴流油地品尝“烧腊猪脷”，饮那种一股中药味的“五加皮”，肯定会大摇其头，并对他的小厮茗烟说：把马牵过来，还是回府去吧。
什么人吃什么、不吃什么，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。但是，古时候什么阶层吃什么、不吃什么，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寻的。
当年，明朝高官张居正奉旨还乡，从北京经大运河，下江南，再去湖北江陵老家。一路上，大州小县，谁不找最好的厨子，做最好的菜，七碟八碗，山珍海味，呈供上来，努力拍他的马屁。可是，张首辅反倒皱着眉头说：没有一道菜是我想下筷的。
《红楼梦》第十九回，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，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。“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，又让他上炕，又忙另摆果子，又忙倒好茶。袭人笑道：‘你们不用白忙，我自然知道，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。’”这两个人的饮食好恶的标准，就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区别。
曹雪芹接着写道：“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地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，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，因笑道：‘既来了，没有空回去的理，好歹尝一点儿，也是来我家一趟。’说着，捻了几个松瓤，吹去细皮，用手帕托着给他。”这个细节挺传神，写出了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，却很难条理化、具体化的差别。虽说着墨不多，却已表现充分，寥寥数笔，印象深刻。“老北京”有句谚语，说得有点刻薄，然而，却是一种历史、一种沿革、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：“三代为宦，方知穿衣吃饭。”
忽然想起，我在江南一座古城，一家老字号菜馆，品味一次“红楼宴”的经历。
说实在的，我非常佩服曹雪芹，其中有一点尤其令人惭愧的，假如我又穷又饿，只能食粥，那么，绝对写不来《红楼梦》中的餐饮，毕竟，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的定力。
那天，入席，未举杯拿筷。光看到那副陈设、那些杯盘、那套酒具，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的冷盘，我就忍不住对一位现已故去的前辈讲，一个饥饿的作家，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一桌珍馐佳肴，不知他嘴里，会是什么滋味？他肚中，会是什么动静？他的饥饿反射神经，会是怎样的反应？恐怕，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。
前辈对我莞然一笑，说：“你成不了曹雪芹。”
这种在重新回味中的精神会餐，是对自己加倍痛苦的折磨。因此，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，就“泪尽而逝”。这种在物质与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耗，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。
很羡慕现在有些同行，将“食色性也”的次序颠倒了一下，成了“色食性也”，集中精力写“色”而不写“食”。因此，当代作家的笔下，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，专注地写吃了。
看来，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，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。
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“红楼宴”，充分体会到大师的艺术功力，因为他几乎提供了有关饮食的全部细节，包括原料、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、颜色与味道等注意事项。古往今来，几乎所有中国作家，都无法达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；否则，那位穿着古装的小姐，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每道菜式的来历与特点了。
随即联想到作家的成长环境，不是我们写不出，不是我们不会写。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：一个只吃过猪头肉、只吃过炸酱面的平民社会中走出来的作家，要他来写“满汉全席”，那是非常困难的。
文学史上的作家，像曹雪芹这样世家出身的，也不是很多。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曹操、刘备与孙权等，怎么吃，吃什么，也是空白。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，三日一小宴、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，都宴了些什么东西，也就只有鬼知道了。《水浒传》里，除了“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”这个响亮的口号，除了“花和尚”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，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，除了武大郎挑上街卖的炊饼，那些打家劫舍的江湖义士，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，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嘴里去，大概，谁也说不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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