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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父盘瓠与酒鬼

本文转自:团结报

李诗刚

说到酒,人们怀着矛盾而复杂的心态,褒贬不一。有人说,它是穿肠毒药;可又有人说,无酒不成筵席,对其欲拒还迎。

我的看法当然属于后一种。我是酒厂工人的儿子,我们父子俩有个共同的嗜好——喝酒。说到酒,我们父子俩便有聊不尽的话题。所以当父亲自豪地翻开那尘封已久的记忆时,那些与酒有关的故事便立马跃然纸上,鲜活起来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正值“三线建设”高潮。二十出头,正在家乡参加修建一座“超美水库”的父亲,幸运地得到招工进厂机会,进入泸溪县酒厂,变成一名国营企业工人。

此后的几十年里,那家国营小厂由盛转衰、直至今天在人们视野中完全消逝。父亲和工友们的个人命运也跟着工厂一起起起伏伏。

当年,上酒厂上班辛苦异常。工人们整天铲酒糟、铲煤、拉酒箍子、倒料,需要具备极大的吃苦耐劳精神。父亲年轻,凭着勤学苦干,很快熟悉了酿酒操作流程。当时的老厂长张德元是南下干部,典型的军人作风,人实在,关心年轻人,令父亲敬佩一生。父亲不久担任厂团支部书记,只是文化水平太低,发展受到局限。

年,父亲被厂里推荐选派至州府吉首工农兵大学学习,住在位于吉首大田湾的吉首市酒厂,从此,与酒鬼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吉首酒厂也就是后来的湘泉酒厂,现在酒鬼酒公司的前身。他们在这里学习酿酒技术和文化知识。父亲说,那段时光是他人生中非常快乐、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。因为吉首大学老师给他教授化学课,让他学到不少化学理论知识和生字生词。比如,知道了酒精化学名称叫乙醇,还有乙醇的“醇”字的写法,等等;考试时,小学文化的他竟然还及了格;学习期满后,父亲带回写得满满的几大本学习笔记。这些学习笔记,父亲保存了很多年。

父亲回忆当年的吉首酒厂,说它远不如今天这般宏伟气派。那时厂区面积狭小,生产生活条件简陋,产量与规模均很小。那时的厂领导和工人们打成一片。吉首酒厂的厂长王锡炳是“保靖人,人很瘦,说话声音嘶哑”,他经常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。取酒时,在溢着酒香的车间里,在冒着热气的甑子边,他和工人们有说有笑,给他们打气,和大家一起守在接酒的缸边,隔十分钟喝几口试酒度,品口感,观酒质。

那时酒厂生活清苦、单调。每逢冬天,下班休息时,工人们不肯回宿舍,总爱一大群人聚拢在一起,围着蒸汽锅炉取暖,天南地北地胡扯。大家顺手拿起搪瓷缸,喝上几口空肚酒,边聊边喝。在他们看来,喝酒除工作需要外,更是打发寂寞时光的贴心伴侣。

环境使然,这些工人喝酒大都有“两把刷子”。尤其是酒班工人,一口气空肚喝下两竹筒刚从皮管接下来的锅口酒后,还能背起一两百斤的酒箍子健步如飞者不在少数。外人到酒厂,经常可以看见取酒车间工人一个个脸红红的晕头巴脑的在干活。

父亲在吉首酒厂学习时,舅舅,当时严格来说是准舅舅,因为父亲正通过媒人追求母亲,也来吉首学习。舅舅到的州农校学习良种水稻栽培技术,学校就在吉首酒厂对岸。舅舅也是嗜酒之人,当然要来找点免费酒喝了。有次,舅舅抄近路过河到酒厂来,在湍急的峒河里摇摇晃晃地走,差点没被水冲走。过河后,舅舅浑身衣服湿透,围着锅炉边烘衣服,一边咬着父亲递给他的苞谷酸菜包子,一边用竹筒大口舀红薯酒喝,一直喝得晕晕乎乎,大呼“过瘾”才罢休。多年后,舅舅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幕。

当时粮食供应严重不足,烧粮食酒的日子相当有限。父亲说,造酒原料一般都用替代品,较常见的是一种俗名叫盘儿刺、学名土茯苓的野生植物地下块茎,还有晒干的红薯片。盘儿刺酒打脑壳,红薯酒苦味重,都不太好喝。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能喝上酒都算奢侈的事了,又有谁会计较酒的口感好差呢。

时光匆匆,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父亲已是技术熟练的酒厂老工人了。他先后在泸溪酒厂供销科、生产科、化验室及瓶装车间担任负责人。这时候,湘泉酒厂在王锡炳的带领下,成立了一个创制名酒的技术攻关小组。他们进大山,访村寨,收集湘西民间古老传统酿酒秘方;出大山,走城市,到全国各大名酒厂取经学习。历时一年多,经过几十次反反复复的实验,终于在振武营“三眼泉”边的简易工棚里创制出了“湘泉”“酒鬼”等,又在黄永玉大师的精心策划下,大张旗鼓开辟市场,从此走向辉煌。

据父亲说,当年为研制首批酒鬼酒,湘泉酒厂从泸溪酒厂拉去了20多车优质小曲白酒和酒糟,用于酒鬼酒勾兑研制。因为泸溪酒厂生产的散装小曲白酒质量很好,在周边市场非常有名气,怀化某家酒厂就干脆到厂里买来散装酒,装瓶后出售,异常畅销。于是,泸溪小曲白酒便也参与了酒鬼酒的勾兑配制。

由此,可以说,酒鬼酒的试制成功,凝结了湘西无数专注于白酒事业的人们的心血和汗水。

“湘泉酒厂品牌打得这么响,我们生产的酒也不差,为何不打出自己的品牌?”于是,泸溪酒厂专门从湘泉酒厂请来彭宗荣师傅,帮助研制好酒。父亲等几名技术骨干整天跟在彭师傅后面打下手,他们利用窖藏老酒,反复试验,精心勾兑,希望研制出与酒鬼齐名的美酒。

“勾兑其实就是几种不同年份、不同口感酒掺在一起,试制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味道。”父亲说,勾兑过程中,彭师傅不知在酒里掺了什么“料”,让酒变得格外香。美酒研制成功后,取名盘瓠,批量生产,市场反响很好。

我当时10多岁了,记得盘瓠酒瓶也是一种椭圆形的紫砂陶罐,瓶身贴着大红标签,瓶口打上软木塞,瓶口外包上红布,用根棕叶捆着。“湘西泸溪一枝花,盘瓠美酒香万家”的广告打进了省电视台。可好景不长,该酒昙花一现便销声匿迹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泸溪酒厂辉煌不再,湘泉酒厂却正如日中天,红火得很。酒厂倒闭,父亲无比失落,身份被置换成社区居民。为养家糊口,他当过搬运工、干过泥水匠、摆过地摊卖蔬果,日子过得异常艰难。母亲曾劝他开家私人小酒坊,但他就是不肯。对此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还是父亲透露了秘密:斤高粱通过截头去尾法取酒后,最后只有45斤左右的优质酒。而有些私人酒厂通过掺假,却能产出多斤、甚至两百斤劣质酒。作为曾经国营酒厂的职工,父亲特有的责任感和个性尊严,是不愿变成这种奸商的。

下岗后,父亲就没端酒杯了。我知道,父亲戒酒难受;比戒酒更难受的,还有肩上的生活重担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:将来读书出头,能挣到钱了,一定让父亲重新喝上酒,而且是好酒。

在湘西,想都不用想,“好酒”自然特指酒鬼酒。

我30岁那年过春节回家,咬牙给父亲买了两瓶52度酒鬼酒。大年三十这天,我陪侍父亲吃团圆饭,两爷儿对蹦喝酒。只见,父亲取出麻袋酒瓶,扯开盖子,往自己酒碗倒了酒,抿了两口之后,咂了咂嘴巴,说:“这种酒我喝过。七几年在吉首酒厂学习时,喝过一种酒就是这个味道,名字叫“‘满口香’。”喝着喝着,父亲作为酒厂老工人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又回来了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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